地球上首次出现了被称为

作者:和谐历史

在2002年举行的第二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论坛”上,我曾把全球化比喻成一列火车,在“这列车的车上,并没有一个单独负责的司机,而这列车的前方,也没有一条不可变更的铁路。”(注:纪宝成主编:《与时俱进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0页。)

尽管我知道“一切比喻都是蹩脚的”,可是,现在我又觉得,把人类目前的状况比喻成一趟“没有机长的国际航班”,可以说明更多的问题。

一、何谓“航班”?

不是像人们坐在火车里还能眺望田野,而是像人们登上飞机而脱离了大地,人类的历史发展到现代阶段,看来正在脱离自然史的进程。(注:中国古人的“自然”概念,多半都用与“天”并列的“地”(与现代汉语的“大地”类似)来表示。西方现代的“生态”观念,主要涉及地球上的自然环境及其中的物种关系,也常常用表示“大地”的Earth或类似的词来指称。(李景林《儒家的丧祭理论与终极关怀》说:“儒家常以天地对举……《易传》言‘地道无成’,不能以分‘天’生物之功,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见《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

自从大约45亿年前太阳和地球形成,大约40亿年前第一个原核细胞(prokaryotic cell)出现以来,我们的地球以及其上和其中的一切,包括岩石、空气和水,就一直在遵循自然的规律运行和演变,地球上一切形态的生命,包括微生物、植物和动物,概莫能外。大约5亿5千万年前显生宙(Phanerozoic Eon)开始,历经古生代(Paleozoic Era)、中生代(Mesozoic Era)和新生代(Cenozoic Era),这种情况一直在持续。新生代从大约5500万年前开始,其中历经古新世、始新世、渐新世和中新世之后,在上新世期间,即在约260万年前,地球上首次出现了被称为“能人”的人类(Homo habilis)。实际上能力很弱的“能人”看来并未能够超越地球自然环境的灾难性变化而延续下来。在接替上新世的更新世(Pleistocene)期间,大约在150万年前,“直立人”(Homo erectus)出现;大约在30万年前,“古代智人”(Archaic Homo sapiens)出现;最后,在大约4万年前,被称为“现代智人”(Modern Homo sapiens)或“现代人”的人类出现了。(注:以上资料整理自B.Swimme & T.Berry,The Universe Story一书所附的Time line(Harper San Francisco,1994)。)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因为从此以后,在生物界以至更大范围的自然界,由包括“自然选择”在内的自然规律所决定的自然历史的过程,有了被一种特殊的生物打乱或打断的可能性。这种特殊的生物,就是我们的祖先及其后代,即我们自己。(注:“人类祖先在距今约35000年时终于完成了自己的整个进化过程,而转变为人类——‘能进行思维的人类’。从各方面看,这一转变可视作地球上事态发展的第二个大转折点;而生命从无机物中脱胎而出则是第一个大转折点。在完成极其重要的第一个大转折点之后,各种生物的进化是在通过突变和自然选择而适应各自环境的过程中实现的,也就是说,是通过遗传因子适应环境而实现的……。但是,随着人类的出现,进化过程转向相反方向。不再是遗传因子适应环境,而是人类改变环境以适应自己的遗传因子。”(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卷,上海社科出版社,1992年,第66-67页。)

如果把既往的地球史看成一天24小时的历程,那么,“智人”是在一天之中临近子夜的最后几秒钟才登上舞台的。又如果把既往的“智人”史再缩短成一天24小时的历程,那么,上述可能性则只是在临近子夜的最后两分钟才开始明显起来,就是说,只是在大约30万年历史中的最近200年才开始明显起来。如果再用刚才用过的“舞台”比喻,这就好像是一出持续了二十四小时、有无法计数的演员按一个脚本参加演出的自然史“戏剧”,在临近子夜前的约千分之一秒时,竟然有一个演员似乎控制了舞台,并显现出了改变整出戏剧进程的意愿和能力!

不言而喻,我所说的最近200年,就是指工业革命开始席卷世界以来的近200年。(注:卡尔森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发表于1962年,美国国会通过“清洁空气法案”(Clean Air Act)是在1970年,罗马俱乐部发表《增长的极限》(Limits of Growth)是在1972年。这些使世人开始注意到环境、资源和人类对地球的危害等难题的重大事件,大约发生在工业革命二百年之后。)然而,这种可能性的萌芽,早在农业革命发生之时和与之相关的文明产生之前,即大约7000到10000年前,就已经初露端倪了。(注: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农业革命发生在7500~9500年之间。他也指出这在不同的地区是不同的,上述年代仅仅指发生最早的地区而言。(参见前引书,第86页。)

农业使人类从食物采集者变成食物生产者,也就是把人类适应自然的生活方式变成了使自然适应人类的生活方式。土地的耕作、植被的改变、灌溉工程的兴建,特别是随着农业革命而出现的城市和以之为核心的被称为“文明”的生活方式的扩展,全都意味着自然环境被人类改变、自然资源被人类消耗、自然进程被人类打破的开始。(注:例如,现在面对干旱和沙漠化威胁的北京地区,曾经森林茂密、水草丰盛,是“北京人”、“山顶洞人”和“东胡林人”的栖息地,曾被司马迁描述为有“渔盐枣栗之饶”;现在干涸见底、乱石密布的北京永定河,曾被《山海经》描述为“其水阳旱不耗,阴霖不滥,无能测其深渊也”。(参见杨浪《北京城里为什么没有河》,《法制晚报》2004年5月31日)。这些巨大变化都是在北京的“工业革命”以前就发生的。)这种“自然被人化”的剧烈的方向转变,长时期以来仅仅被视为好事而毫无警惕,其重要原因之一,固然是“人化”的弊害尚不明显,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则是人类自身的不能仅以“愚蠢”一言以蔽之的思维方式具有某种重大缺陷。

至少从表面来看,这种缺陷表现为短期性——未能看到只追求短期之利,会具有长期的负面效应,会对后代造成祸害;局部性——未能看到只追求本群体之利,会具有对全人类的负面效应,会对本群体和其他群体都造成祸害;孤立性——未能看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密切关联,只追求人类之利,会对自然从而也对人类自身造成祸害。

工业革命使得自然界的这种“人化”过程以不断增加的速度和规模进行,推进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到了今天所谓“全球化”的时代,“一方面,现代社会无法再把社会再生产的后果——它表现为系统化地生产出来的风险——外化,即不能再把这些后果转嫁给其他国家和社会,转嫁给子孙后代或自我更新的自然;另一方面,现代社会可以动用的外部资源越来越少,它必须日益依靠自己来再生产其基本条件。……解决社会现代化的后果问题需要依靠社会现代化本身的能力。”(注:哈贝马斯:《超越民族国家?》,载于乌·贝克和哈贝马斯等著:《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北京,2000年,第87-88页。)

这就好像所有的人都已登上飞机而脱离了大地,所面临的问题,所面对的风险,都只能依靠自己在飞机上的资源,主要是人自己的能力来解决。(注:哈贝马斯的前述引文中被省略之处,有一句话也可以支持这个比喻:“工业社会的现代性也是依靠前现代遗产的储备才得以维持。”飞机上的“资源”,当然包括起飞前从陆地上装载的所有物资储备。但是只要它不降落,它的储备就会只有消耗而无补充,而且,要解决它的危机,最关键也具有最大的不可估量性的资源,当然是机上的人,首先是机组成员的心思和能力。)

二、何谓“国际”?

不是像一个家庭或者几个伙伴坐在一架小型飞机上作短途飞行,遇事多会同心协力、共赴艰难,而是像数以百计的互不相识、语言不通、背景不同、国籍不同的旅客,凑到了一趟国际航班上,怀着对机组成员和航空体系的信任,因而只想着自己的事情,而对整个飞行情况漠不关心,人类目前的处境正是这样——一方面,由于全球化已使地球变成了一个小村子,我们相互之间在各种意义上的距离已大大缩短,已经成了一个唇齿相依、祸福与共的小群体;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曾长期生活在不同的地区,操着不同的语言,在民族、文化、政治、经济、理念、信仰等方面都不相同,所以我们相互的感觉常常是“密”而不“切”,对其他民族国家的人依然有某种陌生感,依然深受传统背景的影响和自身识见的局限,因而很难超越自身观念成见和自己民族国家的片面性;而且,至少就绝大多数人而言,我们由于历史的惯性而对现存的体制完全依赖,至少就大多数国家而言,我们也由于自己的无力而对政治和经济活动的领导群体完全依赖,因而对世界发展的趋势和人类面临的危局漠不关心,而每日每时、经年累月地深陷于一己的事务。这就是“现代人”的当前状况。

在中国,学术界往往强调了“全球化”带来的同化效果或统一性,忽略了它所造成的分化效果或差异性,即全球化内含的矛盾或悖论。这一点在涉及文化领域时尤为明显。(注:最近情况开始有所改变,例如,叶险明先生论述了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多元化、政治多元化等问题,认为“文化多元化是文化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规定”、“文化全球化并不等于全球文化或统一的世界文化”。(叶险明:《关于全球化语境的四条问题链》,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但是正如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论坛”上说过的,全球化不但意味着单一化、同质化、全球一体化,也意味着多样化、异质化、全球区域化,因为,“例如广遭批评的‘麦当劳化’不单意味着美国‘麦当劳’的全球化,也意味着意大利比萨饼、日本大碗面、中国绿茶等等的全球化;又例如,民族主义、‘传统创制’、甚至本土宗教都随着现代化而兴起,更随着全球化而得到促进和传播。由于多样化和异质化与全球化并存,所以现在才出现了一个看似悖论的新词,即把globalization与localization拼接起来的glocalization”,即本文标题所说的“全球化-区域化”。(注:《与时俱进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第91页。)也正如当代著名的全球化社会理论家贝克所说,在“世界问题无所不在”的环境中,“又产生和形成了新的种族、政治和宗教差别。出现了重新区域化的现象,其特点是,区域不得不在全球参照系中重新肯定和发现自己的特殊性,或者以原教旨主义运动和抗议运动的形式,提醒人们牢记这种特殊性。”(注:乌尔里希·贝克:《全球化时代民主怎样才是可行的?》,(《全球化与政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61页。)用另一位专家维尔克的话来说:“新的全球文化体系正在产生并扩大差别,而不是遏制差别……全球文化体系是一部普遍的法典,然而其目的不是普遍的同化;恰恰相反,它是区别、界限和冲突的表现。因此,‘区域’、‘种族’和‘民族’恰好不是全球文化的反对因素和反抗形式,相反,它们是全球文化的本质构成和表达形式。”(注:理查德·维尔克:《了解伯里兹的地方性:普遍差异的全球体系》,转引自同上书,第63-64页。)

这种“全球化-区域化”的处境,就好像不同背景不同国籍的人共处于同一趟国际航班的飞机之中——其中每一个人在同别人交流之时,往往会说明自己来自何地,也想要知道别人的国籍;倘若对方与自己并非来自同国同乡,则往往会在交谈中突出本国本乡的特色,也愿意听别人多说一些异国情调的东西;在有人做出蛮横无礼或令人反感的行为时,大家就会猜测或想要知道那人的国籍或族籍。总而言之,人们越是生活在一起,似乎越想显示出自己和别人的区别。既然人类在生理上或自然属性上彼此差别不大,那么,所要显示的差别,当然就主要是文化上的了。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种现象,即在把全球化理解为单纯的同化趋势时,所涉及的多半只是经济领域的全球化。越来越多的普通人,更不用说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企业家和理论家,都同国际金融大亨乔治·绍罗什一样,看到了“经济这部机器是一部全球机器。”(注:转引自安东尼·吉登斯与克里斯多弗·皮尔森著,尹宏毅译:《现代性——吉登斯访谈录》,新华出版社,北京,2001年,第211页。)但是,只要进入文化领域,我们就会发现——文化不像机器而像大树,树要选择水土,树是区域之树。姑且不论在观念领域,现在的趋势是走向更小和更多的群体划分,例如年龄区分、性别区分、阶层区分、职业区分……甚至个体区分,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当今人类的物质文明和物质生活方式,已经高度全球化或趋于相同,但是在精神文明方面,人们看到的却是区域化和个体化,却是无穷无尽的甚至还在增加的歧异。这就像国际航班上的旅客,“吃喝拉撒睡”所依赖的物质条件没有区别,但是,他们最感兴趣的,却是彼此之间在民族、文化和心理等方面的区别。

三、何谓“没有机长”?

最性命攸关又被广为忽略的一点是,不像一趟有机长的航班,一般而言,机长的智慧、责任心和操作能力,会带领所有乘客平安抵达目的地,而是好像一趟没有机长而只有一群临时乘务员的国际航班,这些临时乘务员群龙无首、意见相左、各自代表一小批乘客、对驾驶飞机似通非通,因此,机上所有人的命运都危在旦夕,人类现在的处境正是如此——我们不仅没有一个对全世界负责、有引导全人类的智慧和远见、单一而又健全的、拥有全权的领导集体或民族国家,而且,我们现在拥有的、介乎于已经趋同的物质文明和歧异纷呈的精神文明之间、作为二者的中介且与二者互为因果的制度文明或“政治文明”,实际上远远不能适应人类整体的需要,不能应对人类面临的危机。

在制度文明的集中表现即政治文明领域,一方面,各国现行的政治制度相去甚远,政治文明水准差距甚大,政治领导都声称代表本国利益,而其代表的广泛性、真实性和有效性也彼此不同。另一方面,现有的全球政治制度效能极其低下,非洲统一组织、阿拉伯国家联盟、独立国家联合体、美洲国家组织、东南亚国家联盟、伊斯兰国家联盟等等地区性政治架构自不必说,连最有全局影响力的八国集团和联合国各机构,也并不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有效的强制力。而最有强制性、最接近某种全球政府的安全理事会,其代表性和有效性也是大成问题的——“非常任理事国”只有十个,虽由各国代表选举产生,但一些选举国和被选举国的国内政治制度常常决定了其“代表”只能代表某些寡头集团或独裁者,而不能代表大多数人民;“常任理事国”不由选举产生,其构成反映的是60年前的国际力量格局,而其“否决权”制度又使其有效性无法获得保障,有时甚至使其处于瘫痪状态。而且,安理会决议的执行,常常取决于少数国家是否愿意提供执行的手段。总而言之,安理会这个最接近于成为“机长”的机构,实际上距离这个世界的需要还有十万八千里。

纵观数百年来的人类历史,民族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各小城邦、帝王家族甚至帝王个人的意愿以及这些意愿之间依靠强力进行的斗争来决定历史进程的局面。当然,从局部地区来看,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尚未完善,仍需建设。但是另一方面,由民族国家构成的现代世界也暴露出重大的结构性缺陷,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在内的无数战争,仅仅是这些缺陷最尖锐、最突出的表现而已。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发展,已使得原来隐而不显的诸多难题浮出水面,而这些关系到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正如我们的比喻所揭示的,乃是任何民族国家都无法独力解决,也是现存的由民族国家松散结成的体制所无法解决的。从恐怖主义的猖獗到核子武器的扩散,从基因技术的危险到自然环境的污染,从臭氧层的扩大到小行星的撞击,从金融的危机到股市的崩盘,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每时每刻都在造成的资源耗竭、物种消失、气候变暖……等等等等,都不是现存制度所能解决,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它所造成的!(注:就其“所造成”而言,例如,核武器扩散往往是由于某一国之经济利益与另一国之战略意图结合所致;恐怖主义的重要原因,至少包含某种民族主义情绪的升温;环境保护更明显地常常由于一些国家的经济利益考虑而受阻。就其“不能解决”而言,例如,金融危机同资金跨国流动在电子时代的“即时性”之关联,臭氧洞同全世界制冷剂的生产和使用之关联,一国的环境破坏同全球的气候环境之关联,都不是单纯一个国家所能解决的。)

用我们的比喻来说,之所以航班面临危机,是因为机上没有机长,只有一群各自为政的乘务员;之所以没有机长,又是因为这群乘务员各有打算,固执己见而互不相让;而且,这些打算和这种态度,还往往受到其所代表的那一部分乘客的支持和左右。

所以,归根到底,危机是人类自身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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